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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聖賢書－薛恩博樞機的自白 丁穎達 譯 我是個典型的一九六八年產物，一點兒沒錯，我年輕時很反叛，一心想遵循蕭伯納的軌跡，實現他的名言：「二十歲不當個社會主義者是被掏空了心，四十仍舊是個社會主義者則證明缺乏大腦。」我經歷了一九六Ｏ年代經典神學的土崩瓦解。 大約在一九六四或六五年間，我們在德國的道明會學院開始引進基督教的詮釋學，並且拋棄了聖多瑪斯•亞奎納的學說。一九六八年，我被送去巴黎的道明會學院深造，那裡素來被稱之為多瑪斯學派的最高權威。當這所學院在一九五四年經歷了一場嚴峻考驗時，方濟•莫里亞克（莫里哀Francois Mauriac）曾大聲疾呼：「毀了這地方，就等於毀了一座最美麗的主教座堂！」 我目睹了從一九六八年開始的大破壞，幾代人的心血頃刻間毀於一旦。謙卑的神學，仰賴聖賢大師的神學是神學賴以生存的基礎；大破壞的致命性在於它奪走了這基礎。經典神學在幾年內變得銷聲匿蹟了，取而代之的是「隨筆」神學。小品文成了大家趨之若鶩的時尚，經典神學郤被貶為嗤之以鼻的糟粕。 我記得自己在學生時代面對像聖奧斯定和聖多瑪斯之類的大師作品時，還會下意識地提醒自己，要謹防那些「超我」（佛洛伊德語）的毒害。讀他們的書，據說會使自己喪失批判的自由。就這樣，原先讀聖賢書所帶給心靈的那種喜樂和信心不知不覺地被抹殺了。然而代用品是那麼的粗製濫造，以至於在一九六Ｏ年代末和七Ｏ年代初，大批的道明會會士出了會，放棄了鐸品。這種痛心疾首的現象大多要歸咎於這些人在當時被釜底抽薪，無法接觸到神學的基礎。 我的生命在那個亂世年華經歷了兩次重要的機遇。一九六七年，我在巴黎道明會學院的一間陋室裡，遇到了一位東正教的隱修士。我們當時只有二十二、三歲，非常年輕。這位羅馬尼亞東正教隱修士一講起教父們來，我們就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把他們講活了，好像教父們在親自給我們授課；而我們先前所修的教父學的課程，學起來好似在做考古發掘，還要運用所謂的歷史批判學，實在索然乏味。這位隱修士鼓勵我們越過評註，直接去讀教父們的著作。 我們從聖馬西摩（St. Maximus the Confessor）開始，他是希臘教會最偉大的神學家之一，也是聖教會歷史上最前瞻的思想家之一。我們慢慢地發現我們可以信賴這位古代的大師，我們甚至後來都寫了關於他的論文。 我的第二個經歷是結識了一位道明會的老神父，他曾一直在教聖多瑪斯的《神學大全》。然而教會內新潮運動一興起，一些上司急於跟進外界的步伐，斷然宣稱多瑪斯•亞奎納（也是一位道明會會士）將在我們道明會的神學陶成課程中除名，於是這位教了二十年多瑪斯的老神父一下子變得無所事事了。 有一天我去看望他，他那副心碎欲絕的樣子叫人看了很不忍心。我問他願不願意私下教授聖多瑪斯，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別人會有興趣一起來聽課。起初，我是他唯一的學生；到後來，我們一共有二十個人。就這樣，連續四年，每一週我們都聚在一起，跟著那位老神父一篇接一篇地研讀《神學大全》。其效果無與倫比，我們共同分享了這經驗，那是我們生命中一件不可多得的禮物，因為聖多瑪斯活在我們當中了。 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在背後作祟，使我們對聖賢大師們疑慮重重呢？原因可以追溯到早年納粹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思潮對德國和奧地利文化的影響，納粹黨人和共產黨人叫我們受夠了，曾幾何時我們變得不再信賴任何權威了。 縱然，這種消極遁世的行為不能維持很久，但是怕聽由大師擺佈的心態同樣會叫我們裹足不前。因此，臣服在任何一位大師腳下之前，最好先確定一下，那位是不是個大師，他會不會誤導你。我們為什麼不多信賴聖人聖女呢？他們是最好的大師。 我在後來有機會與漢思•馮•巴爾塔薩（Hans Von Balthasar）深交。一次閑談中，他突然說自己「只對聖人神學家有興趣」。我大惑不解，因為他曾博覽群書，研究過不少當代神學家，我不禁問他：「為什麼？」他答說：「因為當你敞開思維接納這些聖人神學家時，你會發現他們的訓導傳承給你足夠的知性自由。」 在聖賢大師面前，你不但不會喪失批判的意識，反而會獲得更多真正的獨立和自由，實現返璞歸真的理想。 我非常喜歡聖多瑪斯•亞奎納。有人說他自成一體，把他描述成是一個思路嚴謹、步步為營的神學家，其實他始終是一位細緻入微，著眼現實的大師。他當然有他的表達方式，他的看法、他的體系，但他從來不建海巿蜃樓。如果你讓他牽著你的手，你一定有機會隨他一起放眼現實。 （節譯言薛恩博樞機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日訪問位於美國加州聖塔寶拉的多瑪斯•亞奎納大學時的演講辭。薛恩博樞機是維也納總教區總主教，奧地利主教團團長、《天主教教理》七人編寫小組總編輯） <回總年份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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